The Popularization of Aesthetic Development in Chinese Indonesian in the 1950s - An Inspection of the Lembaga Seniman Yin Hua
本文通過對印華美術協會上世紀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的時間線切入，考察了從印尼首都雅加達“南洋大旅館”舉辦的“印華美術協會美術展覽”到華人美術團體受中國邀請赴內地寫生的“印度尼西亞華僑美工團”的基本特征，本文認為印華美術協會在其成員的作品中體現出的非同質化的視覺效果，同時體現了印尼華裔藝術家們對身份上的尋求，在對中國與印尼之間身份上的雙重認同關系，在他鄉與故鄉之間的切換融合在中國畫與西方繪畫技巧（特別是當時荷蘭美術體系的影響），形成了“南洋畫風”關注民生、文化認同、介入社會生產等美育普及，作為現代化國家的初期海外華人集體記憶與文化塑造的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關鍵詞：南洋畫風；印華美術協會；美育普及
進入現代國家的標志性時間節點，歷史性時刻的1955年4月萬隆會議期間，在關注華人在海外美術協會的藝術群體是以1955年由李曼峰（Lee Man Fong）出面組織的華人美術團體——“印華美術協會”（Lembaga Seniman Yin Hua）作為重要參考坐標，但其實早在1934年李曼峰在印尼巴城（雅加達）曾發起組織“美術研究會”，其成員大多為僑生華裔（當地出生的華人）美術愛好者的藝術文化促進小組。也是在戰後，雅加達的一些報社呼籲李曼峰牽頭組織印尼華人美術團體，而在李曼峰帶領下，由印尼華僑界同仁籌備，1955年萬隆會議期間，印尼各地（雅加達、萬隆、泗水、瑪瑯、梭羅、壟川、檳港等地區）大約100名華僑藝術家成員聯合起來，成為了印尼一支具有影響力的華裔藝術組織。
印華美術協會——這個在中文語境中相對陌生的華人美術組織，在印尼華人美育普及中起到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在中文藝術學界與印尼藝術學界研究並未獲得適當的關注。印尼華人藝術團體作為當時影響力涉及雅加達、泗水、三寶壟、梭羅等地的數百名成員的藝術團體，這使得印華美術協會可能是當時印尼最大的藝術家群體。印華美術協會主席李曼峰於1955年4月在印尼雅加達西部的雅加達王子公園，華人稱“快樂世界”（現洛卡薩利廣場）創立的協會，最初由畫家葉泰華（Ye Thay Hua）與淩南隆（Ling Nan Lung）、許仲銘（C.M.Hsu）協助運作。而印華美術協會的活動同時啟發了林桂賓（Liem Kwee Bing）在東爪哇的瑪瑯成立。華人協會“夢寐”（Mung May）與印華美術協會，與當時提倡以異質化與多元民族為建國方針的印尼政府同行，促使許多華裔群體，以中華文化為其創作特征，形成結合中國畫審美與當地民俗風情相結合的“南洋畫風”（Nanyang Style）熱潮。如，梭羅有肖德貴（Siauw Tik Kwie，後更名為Ot Suastika）、林祖英（Liem Tjoe Ing）和蕭瑞清（Siauw Swie Tjhing，Chris Suharso)；萬隆出現了林華琛（Lim Wasim）和黃偉星（Huang Wei Hsing, Anton Kustiawijaya）；中爪哇普沃勒佐（Purworejo）代表人物是張金興（Tio Kim Hin, Sambodja）；井里汶有肖昌（Siauw Tjhang），瑪瑯有莊詹輝（Tjeng Tjiam Hwie），雅加達有到晚年仍堅守本名的索任多羅（S.Sorentoro）和李俊才（Lie Tjoen Tjay）[ Agus Dermawan T. Chinese visual art before 1965, The Jakarta Post, September 29,2017]。[1]
李曼峰，《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在亞非會議席上》（尺寸不詳），1956年，圖片來源：互聯網
作為印華美術協會的發起人與領導者，華裔藝術家李曼峰（Lee Man Fong）曾以《南洋》畫報的記者身份參加了歷史時刻的萬隆會議，其速寫作品描繪了周恩來總理與其他參與會議的中方代表團。李曼峰作為異邦參會人員（印度尼西亞南洋畫報的記者），以歷史的凝視為中方記錄了這一歷史瞬間，也強調了萬隆會議於中國與印度尼西亞關系的重要時刻，也同時印證了同時期印華美術協會出現並在印尼國境興起的時代因素。這幅記錄性素描和李曼峰在會議期間畫的各國首腦的肖像在當時刊登在《南洋》畫報和許多國家的報刊上，成為重要的歷史見證素材。
在二戰後的幾年，現代性建構的民族主義在各主權國家構建，印尼作為多種文化組成的現代國家在思考國民身份認同上，由來自不同地方的藝術家和作者共同關心的問題。隨著獨立國家的建設，東南亞的華裔在新的民族國家中如果塑造自己新的身份，許多剛從殖民統治下獨立出來的國家，面對著多元的文化背景，同時也帶來了思考。有意思的是，對於“誰是印尼藝術家”這類命題辯論幾乎從未在“什麽是印尼藝術”之前提出過[ Brigitta Isabella. Ambivalent Identities of Chinese Indonesian Artists in the 1950s-1960s: The Case of Yin Hua Art Organization, Indonesian Scholarship and Research Support Foundation (ISRSF) Best Essay of 2018][2]，實際上，爪哇島、巴厘島或蘇門答臘島民族文化的藝術家在身份認同上往往會比印尼華裔藝術家在身份上較容易獲得當地適應。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印尼華裔在現代印尼國家的身份界定的疑惑，同樣在各少數族裔的當地土著的出現。在現存眾多的藝術形式中，許多印尼當地與華裔文化雜糅後的產物，雖然從表面看是外來文化的混合體，但這也是使得印度尼西亞文化形成獨一無二特色的一部分。而這作為一種代替性思考方案，其實可以在考察印尼華裔美育事業中，對跨文化的藝術創作或個人可以引入進行討論。
1955年，作為新中國與印度尼西亞關系升溫的一年，印華美術協會很自然的成為了中印文化交流最直接的橋梁。 同年12月蘇加諾以印尼總統身份邀請印華美術協會的一些成員到總統府，以及不到一個月後的，蘇加諾總統應邀由李曼峰陪伴出席印華美術協會於雅加達南洋大旅館（Des Indes）舉辦的首次展覽（1956年1月7日-14日），並在留言簿上寫上“印華美術協會在南洋大旅館主辦的美術展覽會，我已經參觀過了。這個展覽會水平不低，甚至有幾幅畫具有高度水平。”事實上，在許多印尼現代美術界肯定了這段時期蘇加諾在推動印尼美術以及各部門文化藝術事業發展的重要作用，以及對印尼華裔的包容態度，在塑造現代國家初期對多民族文化的身份認同提供了較好的歷史發展時刻。
1957年5月，印華美術協會會員在李曼峰帶領下赴官邸拜訪蘇加諾總統，圖片來源：互聯網
中印外交中，印華美術協會成為了重要的穿針引線的作用。事實上，整個50至60年代的華裔藝術可以在新的民族國家廣泛參與到民族文化的建設中，某種程度上，離不開擺脫了殖民統治印尼開國總統蘇加諾（Sukarno）的扶持。首先就蘇加諾的出生背景來說，其父親與母親在印尼屬於少見的異族通婚，在兩種文化與信仰的結合下，對文化多元的包容性與下一任總統蘇哈托的政治態度有明顯不同。在其執政時期，更是重視藝術對現代民族塑造的重要功能，認為一部完整的民族奮鬥發展史，不僅需要政治、軍隊、經濟上的力量來推動，同時也需要文化藝術界的共同努力。但在蘇加諾成為了印尼獨立後的第一任總統的多年以前，還是蘇加諾工學士時，就常常到華裔藝術家李曼峰家中談藝論畫。在李曼峰的回憶錄中，說道蘇加諾自稱是個愛祖國、愛藝術、愛女人、愛一切形式美的人，表示了對李曼峰作品的喜愛，並喜歡大清早拉上李曼峰看畫展，交流藝術上的見解。[ 歐陽興義.《南洋畫伯李曼峰》.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11月第一版.P.53]【3】酷愛藝術的印尼蘇加諾總統在訪華期間，中國領導人出於投其所好，且應印尼總統蘇加諾的邀請，時任中國國家領導人毛澤東發出邀請其訪華的邀請，並邀請齊白石繪制《富貴長青》作品，該作品由毛主席在畫的右側簽上“毛澤東”三字署名。還有周恩來總理贈與的徐悲鴻作《奔馬圖》，皆收錄於《蘇加諾總統藏畫集》。畫集的出版同時由蘇加諾總統親自作序寫道“這並非是因為我的藏畫水平很高，而只是說明了我對藝術的愛好，同時也為了中國人民和印度尼西亞人民之間的兄弟般的友誼更加密切。”[ 司馬小莘.《蘇加諾總統藏畫集》的故事.中華讀書報.2010.11.3]【4】1956年，李曼峰與華僑總會、中國使館聯絡組團，在8月4日率領印尼華僑美工團乘坐芝利華輪船從雅加達出發，經由新加坡、香港前往北京。在北京與齊白石、梅蘭芳、泥人張、面人湯等藝術大師見面與學習。在蘇加諾總統的描述中，將印華美術協會在中國采風及展出交流，看作是印度尼西亞的文化使者，而雙邊文化聯系的開始，後來稱“雅加達-北京軸心”。
值得注意的是，蘇加諾個人的審美趣味與政治訴求是這個時期藝術家創作時所不開避免的趨同化表現，如反應印尼建國的歷史畫題材，以及反映民間神話或者英雄主題的油畫創作，無不關注著民族文化形象的塑造與身份話語的訴求。同時這種舉國對藝術品的收藏熱情，同樣影響了當時印尼華裔對藝術市場的青睞，需要說明的是華裔經濟在當時是印尼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並在中國當代藝術的東南亞市場中，華裔收藏家是背後主要的收藏群體，因此華裔藝術家創作以中國畫風結合當地民俗的樣式，既是成為印尼多元民族塑造的獨特樣貌，同時向內也是補足了國內華裔收藏者的“鄉愁”情節。而這種對於藝術品收藏特制的完善以及扶持本土藝術的傳統，使得中國當代藝術市場自21世紀初的興起與印尼收藏機構和私人收藏家的介入也有密切關系，比如著名的印尼華裔收藏家余德耀先生，對於中國當代藝術的支持，推動美術館發展，具有重要貢獻。
「1950-1860年代之間的華人收藏家持續對印尼本國藝術事業的支持，如Tan Sioe Hong、馬爾達努斯（Mardanus）、Oei Boen Poe、和馬因達安（Mangindaan）。這些華裔收藏家里後來多數成為畫廊經營者，比如在1956年，在泗水開辦的Pik Gan畫廊、Milly畫廊，在雅加達的Banowati畫廊，Ong Pok Koey（Joseph Solaiman）創辦的Santi畫廊。」[ 郭芳芳.《印度尼西亞第一任總統蘇加諾繪畫收藏研究》，中央美術學院，2009.5]【5】
在1956-1966年這段時間里，印華美術協會的成員作品在聚焦於視覺呈現上的多樣性，同時傳遞了其在身份上的尋求，在對身份敘述中表現出對中國以及印尼的雙重聯系，這也是印尼華裔在當地被質疑的其中一個因素，盡管印尼華裔藝術家在描繪印尼人民和風景時創造性的融合中國和西方的技巧，但正是這種矛盾與差異，在印度尼西亞在試圖塑造一個民族國家的概念上，出現了更為廣義的身份價值，如何將多元的民族聯系為一個統一的集體身份。整個50到60年代，政府制定了許多區分華裔身份的政策，迫使華裔返回或者移居中國，加劇了文化間的異化，以及自我文化屬性的反醒與再現。同時，從華人視覺文化的中塑造出的「南洋畫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本文一開頭所提及的印尼成為現代國家後所探索的「什麽是印尼藝術」這一思考，對於後殖民的現象以及母國文化與當地風土人情的融合，可以在華裔畫家李曼峰等群體中看到作為華裔族群在印尼社會中的努力以及積極參與的態度，同時也在印尼共和國擺脫荷蘭殖民統治後，塑造印尼多元民族文化與藝術重要的一支團體。
圖片轉引自：董松,從中央美院三件藏品談早期留法畫家郭應麟,《美術館》2020年第2期
1956年印華美術協會第一屆美術展覽特刊封面及名單，新加坡國家美術館提供
對於許多印尼華裔來說，中國是祖先生活過的地方，長輩口述中從未到過的土地。他們大多數在華文學校接受教育，受到民族主義思想的啟蒙，在二站後認同廣泛意義上“中華性”的身份，而不是父輩那些，只認同自己來自的地緣或者方言群體。印尼這片對於他們來說是真切生活過，塑造自身一切關於家鄉記憶的地方，這種獨特的經歷以及社會特征，在印尼現代藝術的視覺中形成了劇烈的反應。例如，李曼峰以“南洋畫風”著稱的作品，常常以描繪印尼峇厘島的風土人情，深受首任總統蘇加諾的喜愛，他以中國畫的布局形式與人物造型將印尼當地的風土人情相結合，用硬板油畫再現中國畫特征，而不是傳統的手卷形式。再如前文所述，印華美術協會成員溫悲鷗（Wen Peor），80年代北上定居香港，在其一生中對母國文化的想象，成為了異鄉中的情感寄托，在對其采訪中，受父輩的影響下，構成了永遠在漂泊狀態下的人生記憶，“從小，父親就教育我不能忘 “根”，不要忘記自己血管里流著“黃河水”。”[ 張夢薇，《“北返之鷗”訴鄉情》，香港文匯報，2017年6月27日]【6】
「中國是我的出生地，新加坡是我的第一故鄉，我的童年和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在這里度過的，印尼是我的第二故鄉，在那里我獲得一生中最大的榮譽與成就，無論如何，我都希望這三個國家友好和強盛。」【7】
註释：
[1] Agus Dermawan T. Chinese visual art before 1965, The Jakarta Post, September 29, 2017.
[2] Brigitta Isabella. Ambivalent Identities of Chinese Indonesian Artists in the 1950s-1960s: The Case of Yin Hua Art Organization, Indonesian Scholarship and Research Support Foundation (ISRSF) Best Essay of 2018.
[3]欧阳兴义:《南洋画伯李曼峰》,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11月第一版,第53页。
[4]司马小莘:《苏加诺总统藏画集》的故事,中华读书报 ,2010.11.3。
[5]郭芳芳:《印度尼西亚第一任总统苏加诺绘画收藏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央美术学院，2009.5,第
[6]张梦薇:《“北返之鸥”诉乡情》，香港文汇报, 2017年6月27日。
[7] Fiona Tan, “Lee Man Fong”, Singapore infopedia, https://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2013-05-06_095744.html accessed 10 June 2020.
「中國是我的出生地，新加坡是我的第一故鄉，我的童年和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在這里度過的，印尼是我的第二故鄉，在那里我獲得一生中最大的榮譽與成就，無論如何，我都希望這三個國家友好和強盛。」【7】
註释：
[1] Agus Dermawan T. Chinese visual art before 1965, The Jakarta Post, September 29, 2017.
[2] Brigitta Isabella. Ambivalent Identities of Chinese Indonesian Artists in the 1950s-1960s: The Case of Yin Hua Art Organization, Indonesian Scholarship and Research Support Foundation (ISRSF) Best Essay of 2018.
[3]欧阳兴义:《南洋画伯李曼峰》,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11月第一版,第53页。
[4]司马小莘:《苏加诺总统藏画集》的故事,中华读书报 ,2010.11.3。
[5]郭芳芳:《印度尼西亚第一任总统苏加诺绘画收藏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央美术学院，2009.5,第
[6]张梦薇:《“北返之鸥”诉乡情》，香港文汇报, 2017年6月27日。
[7] Fiona Tan, “Lee Man Fong”, Singapore infopedia, https://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2013-05-06_095744.html accessed 10 June 2020.